台湾日剧时期的雾社事件2，第一次雾社事件
台湾日剧时期的雾社事件2，第一次雾社事件
第一次雾社事件事件经过
台湾电力公司万大发电厂第二办公室是当时雾社事件发生的地点。
1930年10月27日凌晨，赛德克族人自马赫坡社开始行动，首先杀死了马赫坡驻在所与制材所（原木厂）的驻警三人，之后沿路集结各社人马并袭击往雾社镇方向的波阿隆、樱、荷戈三座驻在所（杀死全部日警及家属，夺取驻在所内枪弹并焚毁驻在所）后朝雾社前进。期间虽有自道泽群前往雾社的原住民籍警察发现事态并赶回部落驻在所回报，但由于道泽至雾社段的电话线因预算删减而裁撤，而未能作出及时之通报。族人于接近早上8点时攻抵雾社，对雾社警察分室、学校、邮局、官吏宿舍展开攻击。
最严重的攻击事件发生在雾社公学校，赛德克族人一反族内“不猎取女人与儿童首级”的出草习俗，对参加运动会的日本人展开不分年龄、性别的砍杀。前来参加典礼的台中州理蕃课顾问菅野政卫、能高郡郡守小笠原敬太郎均死于袭击。混乱中，雾社公学校校长新原重志曾打开宿舍供日本人进入避难，自己持武士刀在外与赛德克族人搏斗，族人见新原抵抗，随改从远处掷竹枪击杀，遭攻破的校长宿舍反成为攻击事件中死伤最密集之处（44人死亡），就连在雾社诊疗所担任医师多年，与赛德克人关系良好的志柿源次郎，亦在宿舍遇害。佐冢爱祐以下多数日本籍警察也在数量悬殊的混战中死亡。
同一时间其他起事社群的赛德克族人持续对雾社周边的日警驻在所展开袭击，不过由于各地驻警已陆续从逃出者与骚动声获知事态，多半得以事先逃离或进行对抗而生还，但距雾社镇较远能高越道路上的屯原、尾上、能高三处驻在所在电话线被切断仍在情报中断的状况下被博阿伦社与苏库社联军攻击，仅有能高驻在所的一名巡查杀出重围，中弹跳下300米深的陡坡，族人认为他死了而逃生，攻击行动约持续到下午三点左右才告一段落，但赛德克族人仍在雾社镇上进行了一整天的日人住宅物品的抢夺与补杀日本生还者行为。
赛德克族起事部落表现出很强的针对性，明确的以日籍人士为攻击对象，当天共造成共134名官员、家长、学童等日本人死亡、重伤26名，误杀2位著和服的汉人李彩云与刘才良，一名著和服的泰雅族女性也遭刺伤。起事赛德克族人并从警察分室及驻在所等单位，获得枪支180支和弹药23,037发，同时切断通往外地的电话线路与轻便铁道，破坏能高越道路上的铁线桥以阻绝从花莲方面前来的日方援军，形成中断对外交通的固守之势。
事件中的赛德克族警察
当时雾社镇上有两名担任警察兼任当地教师的赛德克族人花冈一郎与花冈二郎，由于赛德克族人起事之规划缜密，政府曾一度怀疑，教育程度较高的两人为事件领导者；但在日方军警进入雾社地区进行救护作业时，却发现两人皆已自杀身亡，其中花冈一郎不但携妻儿同死，更以武士道传统切腹方式自杀。
花冈两人同时留日文草书之遗书于壁上，说明族人因不堪苦役而起事，两人无能为力，仅能一死。
日方在发现两人自尽的遗体前，11月8日以前的媒体一面倒的丑化他们，日警亦发布他们的免职令，事后的口述历史与传言中，有花冈一郎于事发几天前表现出显著的不安情绪，在运动会当天负责弹奏日本国歌时双手发抖，以及花冈二郎在族人涌入雾社市街时身穿传统服装打开警察局军械室的说法，另外依花冈二郎之子之转述，二郎在警局中负责电话接线之工作，而雾社遭到袭击时也凑巧未发出电话向外求救。虽然上述传言之真伪难以求证，但两人在事件中之行动确有诸多疑点，其是否知情、采取何种立场等随成为该事件中主要的谜团之一。
除花冈两人之外，当时各驻在所尚配属有总数数十名的原住民与汉人籍警手（下级警察），不过在袭击过程中均被放过。
花冈两人遗书
“花冈两（花冈两人的声明）
我等不得不离开此世界。此为蕃人因苦于劳役过多，终于爆发长久公愤之事件。我等也被蕃人俘虏，终至无可如何。昭和五年十月二十七日午前九时。
由于蕃人在各方面皆有守备，郡守以下职员全部死于公学校方面矣。”
日方之动员与救援行动
袭击发生后约一小时，自公学校侥幸逃出的能高郡视学菊川孝行抵达距雾社约四公里处，尚未遭袭击的眉溪屯驻所，报告雾社发生“蕃人大出草，内地人全灭”的事态（“内地人”即指日本人），消息经由电报于当天下午传至台中州厅、以及台北的总督府。由于当时盛传起事原住民下一步将进攻埔里，因此日方当日即动员警察与在乡军人于埔里展开防备，并将当地日本人集中至埔里糖厂进行保护。
事件爆发后震惊日本统治当局。时任台湾总督石冢英藏下令紧急调派台湾各地之军、宪、警部队进攻雾社，由台湾守备队镰田弥彦少将担任总司令。除派屏东飞行场陆军第八飞行联队之飞机，到雾社山区实施侦察和威吓飞行外，并调派台北州、台中州、台南州、花莲港厅之驻军及警察编成队往埔里、雾社前进，进攻发起事件之原住民。同时，基于“以夷制夷”的策略，亦积极驱使其他和莫那鲁道敌对的原住民，如：屯巴拉社担任第一线镇压武装部队。
遭攻击后，雾社境内仍有数百名汉人居民存在，由于起事族人早已决定仅以日本人为敌，故全部汉人居民于当天下午即被护送至巴兰社方面下山，至此镇上仅剩下若干孤立待援的日籍生还者。最早的救援活动是由未参与起事的巴兰社展开；原本巴兰社族人欲趁雾社形同空城时前往洗劫日本房产，却发现幸存日本人，该社头目瓦历斯·布尼私下命令数位族人前往雾社搜救日本人，至日军抵达为止共收容十多人，巴兰社与瓦历斯·布尼因此举日后被日方仅要求归还洗劫的物品，救援遭难日人则尊称为“仁侠”而加以褒扬。
与雾社群处于相反方向，未遭攻击的万大社方面驻警，虽同样被阻断往埔里方向之交通，但仍在接获消息后编成救援及侦察队，不过终因无法掌握赛德克族人之动态最后仅推进至巴兰社一带。日方的主要救助活动则与军警单位的收复雾社街行动一同于28日展开，但因当天傍晚于雾社近郊河畔，遭到起事者的狙击造成汉人军伕一死五伤，暂停推进，仅在夜间收容了两名藏身河床的日籍女性服务生。
29号日间，日军在未遭抵抗的状况下进入雾社市街，随即展开收容生还者与回收遗体的工作，收容的生还者中最大的一群为躲在校长宿舍厕所中的小岛源治之妻松野与她所保护的十七名儿童，最后在宿舍及镇内总计救出48名生还者。另外与小岛夫人在袭击中失散的三名5岁、3岁与未足岁幼儿则在两名道泽社女佣的保护下于同日在三十公里外的马利巴社获救。
被日方收容的死者遗体稍后被集中在雾社小学校操场进行火化。
双方交战
指挥官镰田弥彦与参谋长
日军使用十一年式曲射歩兵炮由马赫坡高地之堑壕向马赫坡大岩窟炮击
虽然日军在进入雾社后曾遭到原住民的骚扰性攻击，但抗日六部落族人的主要战略系利用山区天险，分成“塔洛湾”及“马赫坡”二条战线与日军对抗。塔洛湾战线由荷戈社头目塔达欧·诺干率领，马赫坡战线由莫那·鲁道率领，然而彼此间似乎并未建立明确的指挥系统。1930年10月31日，日军以各部族村落为目标发起总攻击，虽遭到原住民有力之反击，但至11月1日在空中的轰炸下，除马赫坡社外其他各社均为被军警占领，塔达欧·诺干亦战死。抗日主力退到马赫坡社，其余散在各溪溪谷。11月2日马赫坡社亦被军警占领，起事原住民完全退入山中，大部分退至马赫坡、塔罗湾两溪溪谷，利用悬崖绝壁的有利地势与日方作战。
11月5日，台湾军台南安达大队第三中队在马赫坡社东南方高地附近与赛德克族人爆发激战，两小时的战斗中受到15人战死，13人负伤之大损伤。原住民方亦有伤亡，莫那·鲁道次子巴索·莫那于此战身负重伤，痛苦万分，最后由族人为之介错。由于此战伤亡过大，且原住民已退至素有天险之称的马赫坡绝壁，日方因此改变策略，为规避再有伤亡，改以防线封锁、炮兵炮击、以飞机炸弹的方式对岩窟进行围攻，在地面则改利用“以夷制夷”的策略，以提供赏金和枪支弹药为条件，利用周边原本即因争夺猎场、既有纠纷而与抗日各社存有嫌隙之赛德克族道泽、德路固、泰雅族万大、马力巴、白狗诸族群、甚至雾社群巴兰社等450人，组成“味方蕃”袭击队，协助日人军警部队作战。11月11日道泽群屯巴拉社“味方蕃”遭袭击，连总头目共25人战死，“味方蕃”不愿再出战。日方无计可施，改以山炮发射“糜烂性毒气弹”之瓦斯弹，及让飞机投掷白磷燃烧弹等违反国际公约的‘科学的攻击法’，对躲藏在密林中的原住民进行攻击，据称这是亚洲首次使用化学战。11月19日在日方重赏下，“味方蕃”才重新同意配合日方，对马赫坡岩窟展开全面攻击。
由于起事时秋季农作大多尚未收获，村落也遭日军攻占，起事的原住民很快就陷入粮食不继的状态，对日方的反抗活动自11月中旬规模日渐缩小及丧失组织性，许多起事部落的妇孺不愿拖累战士，于起事及包围期间循传统于巨树下自缢，残存者则在日军飞机空投劝降传单的宣传战攻势下，陆续向当局投降。至当月下旬仅剩下数十名原住民仍潜伏以游击战方式苦撑，日方也在月底宣布任务达成并撤走大部分军队，进入残敌扫荡阶段。至12月2日，日军台湾军司令致电大臣表示，参与镇压雾社事件的日军部队已经全数撤退。
参与事件的主要人物大多在过程中死亡：莫那·鲁道见大势已去，命其妻巴干·瓦利斯在耕作小屋自缢并枪杀两名孙子，将三人连房火葬后遁入深山饮弹自尽，其遗体四年后方被寻获。莫那·鲁道长子达多·莫那带领最后的五、六名战士，在回绝了妹妹马红·莫那及熟识警部桦泽重次郎的劝降后，于12月8号在山中自缢，比荷·瓦里斯于包围期间因毒气伤害自缢，比荷·沙波则于12月12日为味方蕃捕获，隔年三月死于日方看守所。
伤亡人数
发动事件之初，抗日六部落的族人共计1,236名，至事件结束后的统计：死于刀枪者85名、被飞机轰炸死者137名、炮弹炸死34名、被“味方蕃”袭击队猎首级者87名、自缢身亡者296名、俘虏者265名，另外有约500名原住民投降。
总督府出动包含台湾军司令部、守备队司令部、台北步兵第一联队等部队，约军人1,194员，另外还有警察部队1,306员。根据事后日方战报宣称，日本平民死亡134人、受伤215人。陆军阵亡22员、负伤25员。警察阵亡6员，负伤4员。协助日军的原住民丁勇阵亡22员、负伤19员。随军汉人军夫，阵亡1员、负伤7员。另外在深秋的山区作战也令日军饱受冻伤、恙虫病及痢疾之苦，雾社野战医院就留有一日之内治疗各类伤病患者超过200名之记录，另外也有传出汉人军夫被冻死的状况。
另一方面，赛德克族人的口述历史多主张在抵抗过程中曾造成进攻日军颇大之伤亡，但难于提出具说服力的证据。反而日本陆军省在1932年4月2日所发布的雾社事件日本陆军阵亡官兵入祀靖国神社之官报中，人数刚好就符合日军战报的22人，另外6名在参与镇压雾社事件过程中战死的日本警察，亦于1932年4月入祀于日本靖国神社，人数同样相符于日方战报，而日本陆军内部医疗纪录也显示，至1930年11月17日止，参与镇压的日本陆军已有21名日军战死，20名日军战伤(不含配合作战的警察)。而日军也在雾社事件结束后的12月11日之公文上，提及为在雾社事件中战死的22名日军官兵（包括1名军官）举行合葬仪式之概况，足见日本陆军与警方战死者很可能仅28名，隐藏战死者几率极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