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靠苏联，入侵柬埔寨，和中国打仗，如何评价黎笋的最后10年？
投靠苏联，入侵柬埔寨，和中国打仗，如何评价黎笋的最后10年？
黎笋，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后期越南推行地区霸权主义和反华政策的第一决策人。
1975年，是越南现代史上里程碑式的一年。在这一年里，越军通过组织三大战役（西原战役、顺化岘港战役、胡志明战役），连续奋战55个昼夜，彻底打垮了南越武装力量，取得了春季大捷的辉煌胜利，解放了整个南方。次年年中，以越南统一国会第一次会议的召开为标志，南北分裂数十年的越南，终于实现了国家统一。
作为一个经历了几十年的战火破坏的落后的农业国，越南的国力严重不足，是当时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人均粮食产量1976年约为270公斤，1978年为249.5公斤；人均国民收入1976年为59.06美元，1979年为56.88美元。数据非常明显，两项国民经济关键指标均呈现出下滑态势，可谓是国穷民贫、经济每况愈下、民生举步维艰。
按照一般常理而言，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在强大的外来援助之下好不容易赢得了战争胜利，实现了国家统一。越南应该迅速实现国家战略的彻底转变，由军事斗争转入经济建设，全力治疗战争创伤，休养生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让饱受战火摧残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可河内当局就是不走寻常路！抗美救国战争的胜利，冲昏了黎笋集团的头脑，刺激了他们的野心。印支三国（越南、老挝、柬埔寨）在抗美战争时期结成的战略联盟，极大地激发了越南建立以其为主导地位的印支联邦（由于这毕竟是一个带有强烈殖民主义色彩的词语，越南官方表述为印支三国特殊关系）的野心。
在1976年召开的越党四大上，确定了国防和经济建设并举（实际上是经济建设为国防服务），以军事手段为主实现印支联盟，确立在印支地区主导地位的国家总战略，明确提出了建立印支三国联盟的基本国策和战略目标。
为了实现这一国家战略，越南走上了推行地区霸权主义的道路，在中南半岛大肆侵略扩张。一方面企图称霸中南半岛，武装控制老挝，全面入侵柬埔寨，进犯泰国边境；一方面反华排华，驱赶数十万华侨，蚕食中国领土，挑起武装冲突，制造流血事件。
河内当局的所作所为，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中国的坚决反对。于是黎笋集团把昔日“同志加兄弟”的中国当作其推行侵略扩张政策的最大障碍，这是越南敌视中国，导致中越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这个时候，苏联为了填补美国撤离东南亚之后留下的战略空白，在确保欧洲战略重点的同时，加紧了对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扩张。
为了控制东南亚，苏联需要越南作为他的马前卒；越南为了实现地区霸权主义的野心，转而投靠苏联。苏越两家互相利用，加快勾结，于1978年11月3日在莫斯科签订了《苏越友好合作条约》，其中第六条明确规定：“一旦双方中之一方成为进攻或进攻威胁的目标，缔约双方将立即进行协商以消除这种威胁，并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保障两国的和平与安全。”
事实非常清楚，这一个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条约，苏越两国结成的战略关系，就其实质而言是军事同盟关系，而且明显包含针对中国的意图。以这个条约为标志，苏联和越南一个在北方，一个在南方，对中国形成了南北夹击的战略态势，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造成了现实的直接的严重威胁。
在苏越条约签订之前的1978年夏天，越党召开四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基本和长远的敌人是美帝，直接的敌人和直接的作战对象是北京和柬埔寨，可靠的后盾是苏联。决定必须尽快以武力推翻民柬，一举解决西南战场的战略问题。
会议认为：中国刚刚结束特殊时期，正忙于处理国内事务，无暇顾及印支；美国正处于战略收缩阶段，也无力重返印支；世界各种政治力量彼此角逐，难以对越作出联合反应；而苏联则“竭力试图削弱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这一点与越南的利益相吻合”，可以借助苏联的力量，整个国际形势对越有利。在上述战略判断的基础上，越南作出了加快实现军事控制印支和抗衡中国战略目标的决定，迅速进行战争准备。
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为了打破苏联的战略包围，稳定东南亚局势，争取建设国家的和平国际环境，于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进行了对越自卫还击、保卫边疆作战，尔后又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对越南保持了强大的军事压力，迫使其继续保持庞大的军事机器，并将军队总兵力的百分之六十部署于北部地区。
黎笋集团为了实现称霸中南半岛的野心，南边入侵柬埔寨，北边对抗中国，扩军备战穷兵黩武（总兵力高达120万，是当时世界上军队占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把越南人民推入了长达十年的战争泥潭，老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国民经济受战争影响，已经到了崩溃的地步。
1982年3月，越党召开五大，黎笋被迫在大会报告里下“罪己诏”，承认“国民经济严重不平衡”，财政入不敷出，“生产发展得慢，国民收入保证不了社会消费 ”，离不开“借债和援助”，“经济没有积累，粮食、布匹日用必需品和其它物资供应十分紧张”，“人民生活还有许多困难”，“在经济文化生活中，在社会安全方面，长期存在消极现象”等等。
黎笋不得不表态，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在一定范围内是领导和管理方面的缺点与错误”，因此“中央委员会谨向大会进行严格的自我批评”，会后还要“在党内和机关中开展深刻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提出改正这些缺点错误的有效办法”。
1986年7月10日，黎笋在河内去世，掌权17年的他，留下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经济上濒于崩溃，粮食需要进口，工业开工率不到五成，物资极度匮乏，物价飞涨，老百姓生活困苦；外交上极端孤立，历届联合国大会均以压倒多数票通过决议，要求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军事上没有取胜希望，在北部战场受到中国有力牵制，在西南战场深陷柬埔寨泥潭。总而言之，严重的经济困难搞得是民怨沸腾、士气低落、腐化成风。
以通货膨胀率为例，根据越南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数据，1982年的通货膨胀率为百分之八十，1983年和1984年均为百分之五十，1986年陡然上升到百分之七百。
在全面危机下，越党于1986年12月15日至18日召开六大。面对难以为继的经济形势，大会坦率承认国家面临的种种困难是由错误领导造成的，而且承认这种错误是“总的主张和政策方面的严重和长期的错误，是战略指导和组织实施方面的错误”，宣布由领导层承担错误责任，长征、范文同、黎德寿同时辞职，由阮文灵出任一把手。大会决定，把工作重心逐渐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摒弃黎笋时期的“国防和经济并重”政策，改为推行“革新开放”政策。
黎笋去世之后，大部分越南人对他的评价是：“他的功绩虽然很大，但也应该对经济困难负主要责任。”用一句话总结黎笋人生的最后十年：利令智昏，狂妄自大，实力配不上野心，害惨了越南人。
作者为历史学硕士，大学讲师，专注中越战争史。
微信公众号：南疆烽烟正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