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俘后杨伯涛恨黄维，黄维恨张淦，王耀武杜聿明最恨的人有七八个

被俘后杨伯涛恨黄维，黄维恨张淦，王耀武杜聿明最恨的人有七八个

功德林里，改造的不仅是战犯的身体，还有他们的思想。

高墙之内，没了枪炮声，却多了另一种“战场”——唇枪舌剑，针锋相对。

黄埔的瞧不起杂牌，杂牌的瞧不起“牛字号”，而“牛字号”又瞧不起汉奸，一条鄙视链清晰可见。

更精彩的是，这里还有一个“仇恨圈”，错综复杂，剪不断，理还乱。

要说这圈子里最出名的“冤家”，非杨伯涛和黄维莫属。

淮海战役，十二兵团被围双堆集，杨伯涛，时任十八军军长，对兵团司令黄维的指挥才能，那可是憋了一肚子火。

在他眼里，黄维就是个“书呆子”，只会读兵书，打仗完全是纸上谈兵。

机会稍纵即逝，黄维优柔寡断，错过了突围的最佳时机。

等到最后决定跑路，更是一出闹剧。

他不但没通知杨伯涛和第十军军长覃道善，反而带着兵团司令部的人，坐着坦克，直接冲垮了杨伯涛好不容易组织起来的汽车防线。

这就好比好不容易修好的堤坝，被自己人炸了个口子，你说气人不气人？

更让杨伯涛耿耿于怀的是毒气弹事件。

十二兵团在淮海战场确实使用了毒气弹，黄维承认了，却把责任全推给了杨伯涛和覃道善。

结果，覃道善被判了死缓，后来才改成无期，最后十五年有期徒刑，直到1961年才获得特赦。

杨伯涛虽然逃过一劫，但心里这根刺，却怎么也拔不掉。

后来在功德林，两人更是笔战不断，互相揭短，把其他陈诚的嫡系——“土木系”——也卷了进来。

即使出了功德林，两人也是老死不相往来，同桌吃饭，合影留念，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据说，杨伯涛晚年病重，神志不清，但只要一听到“黄维”两个字，立马就睁眼了，可见这“恨”有多深。

黄维这边呢，除了跟杨伯涛“较劲”，对廖运周也是恨得牙痒痒。

廖运周率部起义，直接断了黄维的退路。

开始，黄维还以为是廖运周背叛了他，后来才知道，人家本来就是地下党。

这就好比两个在棋盘上博弈的人，一个以为对方是队友，结果发现人家是卧底，这棋还怎么下？

其实，黄维最该恨的，或许是张淦。

当年，蒋介石的计划是让张淦的第三兵团和黄维的十二兵团一起救援第七兵团黄百韬。

结果，黄维急于立功，不等张淦的部队和装备到位就贸然进攻，而张淦呢，按兵不动，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

黄维被围困双堆集，盼星星盼月亮，就盼着张淦来救他。

结果，张淦不仅没来，还在宜昌、沙市一带设卡，阻止宋希濂和陈克非的部队前去救援。

这就好比一个落水的人，眼看着岸边有人，却眼睁睁地看着他走开了。

当然，张淦的行为是受白崇禧指使的。

但白崇禧跟着蒋介石跑了，黄维在功德林里，能恨的也就只有张淦了。

在他看来，要不是张淦袖手旁观，自己也不至于落得如此下场。

相比之下，杜聿明和王耀武的“仇恨名单”就长得多了。

他们恨蒋介石，恨陈诚，恨顾祝同，恨刘峙。

王耀武最恨陈诚，济南战役，陈诚瞎指挥，导致王耀武兵败被俘。

杜聿明最恨顾祝同，淮海战役，顾祝同不听劝谏，轻信郭汝瑰，导致杜聿明被围。

他们也恨邱清泉和李弥。

无论是济南战役还是淮海战役，邱清泉和李弥都畏缩不前，见死不救。

最后，他们甚至连白崇禧和宋希濂也恨上了。

其实，这些国民党将领，最大的问题就是“窝里斗”。

胜则争功，败则诿过，互相推卸责任，不肯从自身找原因。

他们的失败，与其说是败给了对手，不如说是败给了自己。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功过是非，自有后人评说。

这些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最终都成为了历史的注脚。

他们的故事，不仅是一段战争史，更是一部人性史，值得我们深思。

这段历史也引发了更深层次的思考：在特定条件下，曾经的对手是否有可能和解？

这种和解对个人成长有何影响？

在现代国际关系中，我们又能从中汲取哪些经验教训？

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不断地去探索和思考。